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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最近的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从未停止过在苦难与辉煌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其中贯彻的本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辩证法原理,但却一直有人不懂,或不想懂,装作不懂,不懂装懂……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依靠美国,就像欧洲国家或者亚洲小国那样?”
从理论上,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这样的观点。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拆分像Facebook这样的企业可能要比拆分AT&T这样的企业更为困难,其结果也更加难以控制。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曾经讨论过拆分Facebook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用拆分来破解Facebook的垄断是很没有操作性的。他指出,用拆分来破解垄断的最关键工作是将垄断企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开,同时将其拥有的关键设施(essential facility)向公共开放。例如,在AT&T的拆分中,本地通话业务是自然垄断的,而长话业务的竞争性则相对较强,两块业务的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对其拆分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由AT&T垄断的本地回路(Local Loop)等关键设施也很容易被甄别和开放。但对于像Facebook这样的多边平台企业,其各业务之间的相互支持要远比AT&T更为紧密,关键设施的甄别和剥离也要困难得多。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将Facebook的业务区分为社交、广告等部分,但在实践中,广告业务用到的是社交提供的数据。如果要将这两块业务分开,那么这两块业务就都难以独立存在了。换言之,如果要像拆分AT&T那样按照业务来拆分Facebook,那无疑就是要消灭Facebook本身,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Facebook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因此要按照地域来对其进行拆分也几乎不可能。那么,按照休斯建议的那样,把WhatsApp和Instagram重新剥离出去呢?恐怕也很难。由于WhatsApp和Instagram本身的盈利都很困难,因此可以想象,一旦独立,它们的财务状况可能十分糟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们还会重新成为Facebook的一部分。
图片来源:推特此外,今年4月,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桥水的创始人达利奥也表达了他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担忧。达利奥在领英上一篇长达8000字的博客文章中写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是一种“国家紧急状态”,对美国构成“生存风险”。除了达利奥外,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巴菲特和黑石董事长斯蒂芬·施瓦茨曼也都曾公开表示,收入不平等已成为美国社会正常运转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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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铭介绍,人脑在遗传环境和教育刺激下的发展变化具有规律性,课程培训要把“脑科学”作为理论依据,就不可违背脑发育的规律性。比如,在特定年龄阶段,孩子的大脑可能只能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那就不能拔苗助长。但现在,很多培训机构只是盲目地进行课程培训,并没有根据脑发育的规律合理、有序地进行。“而且,脑发育也存在一定的特异性,培训课程也要做到个体化、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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